那些年我总是好奇，那个木匣子里面到底藏了什么值钱的宝贝，以至于锁扣不离。我也常常产生冲动，想着有朝一日打开木匣子一探究竟。

　　木匣子放在大山脚下一孔挖好的窑洞里。土窑是我们一家人的住处，门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开，除了早晨有一阵阳光能从窑洞顶部挖开的窗眼里透进一点亮光之外，其他时候都是黑魆魆的。靠近门的拐角，放着一张旧式方桌，许是经历了久远的岁月，最早的漆色荡然无存，仅剩下略显油腻的黑了，四围的棱角变得圆滑，桌面老化开裂。那个神秘的木匣子，就摆在方桌的边上。匣子是浅蓝色的，长方体，长宽大概40公分，高不盈尺，很破旧，漆掉了不少，也不能再合得严实，缝隙里都能伸进我的小指头。平日里光线暗，进窑洞的人很难发现木匣子的存在，即使是我，不在原地待几秒钟让眼睛跟屋子里的黑适应一下，也很难看清它的真面目。锁是那种老式的条形锁，锈迹斑斑，与之配套的是一根长约10公分的铁制钥匙，笨重而粗糙。

　　在这个穷得叮当响的家里，木匣子是唯一能让我产生兴趣的比较阔气的摆设。据说，木匣子是外婆送给母亲的嫁妆，多少年来，母亲一直珍爱有加。而钥匙，就带在母亲身上，她是木匣子绝对意义上的主人。每次打开木匣子之前，母亲似乎都有意识地避开我和父亲，匆匆地拿出东西后，又匆匆地挂上锁，将钥匙装进贴身的衣兜里，还用手小心地捏捏，确保万无一失。

　　母亲锁住木匣子的同时，也将我年少时候的好奇心夹在木匣子裂开的缝隙里，生疼裹着无奈，还有一丝说不上来的美好期待渐渐滋生。

　　生活中父母的大多数不愉快也都似乎与木匣子有些牵连。母亲性急，总想着尽快把活儿干完，她的口头禅是“宁可累死牛，不能翻了车”，大概意思就是生来做事，没有后退的道理，母亲的脚步总是匆忙而有力。父亲恰好相反，慢腾腾的。母亲常说父亲是油缸倒了都不紧走两步的人。父亲还喜欢跟好友小赌，有时候到外面去，有时候还把几个赌友带到家里玩，这是母亲不能容忍的，那些人走了，母亲就好一顿埋怨。我其实更愿意把那些埋怨理解成带泪的哭诉，因为每次母亲说完，或者经历一场双方都不肯作出让步的争吵之后，总是偷偷抹几下眼泪，神情黯然，长吁短叹几声，又开始忙碌。父亲还有一个令母亲不能原谅的特点，或者这里叫做缺点，更契合母亲的心思，就是与人交往，从不计较，常选择吃亏的那头。若干年后，弄懂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我还是不能甘心地把父亲当初的表现跟一种称之为大度的品质联系起来，依旧觉得他活得有些窝囊，因为每次他都以一声长长的“哎——”宣告事件的结束。但不争的事实是，在那个为了蝇头小利就能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大动干戈的年代，除了要面对母亲的埋怨之外，父亲的懦弱也成就了邻里之间、亲戚之间静好的一段岁月。

　　大多数时候，父亲因为自己理屈，常常选择妥协、沉默或者放弃极力争吵的架势，趁人不注意的时候，不忘瞄一眼黑旮旯里静默的木匣子，若无其事地走进生活的常态里。

　　明知母亲是不会把木匣子的钥匙交到他手上的，哪怕是仔细端详一阵也算。所以父亲也曾有意无意地向我打听一些关于木匣子的事。看我认真地摇头，父亲也就知趣地换个话题，或者对我笑笑，把眼缝缝里显而易见的狡黠胡乱地藏起来，借此证明他的有意无意的真实性。

　　从感情上，我是站在母亲这边的，对于父亲的懦弱和陋习，我打心眼里瞧不起。母亲下意识地防备父亲和我接近木匣子，在我想来一定是担心父亲拿走了钱去赌博，担心我拿走了钱去买昂贵的零食、跟小伙伴学抽烟或者步父亲的后尘。

　　唯一一次看着母亲打开木匣子，是我上学的那天。母亲提起锁扣打开匣盖，露出一个用各色布头剪成均匀的小平行四边形后拼织出来的花布包。这是用来包比较珍贵的东西而特意缝制，四角系上可供绾结的线绳，反复对折，系扣，就显出朴素的神秘来。那天她可能是因为心情激动，忘了身后的我，自顾自地沉浸在喜悦里，打开布包拿出一个精心做成的书包，上面绣着几枝凌寒绽放的梅花。母亲没有上过学，自然不懂得历史赋予各种花儿的意味，可偏偏是生活的艰辛，硬是让她那颗一心向上、坚强不屈的心触及到了梅的坚强，闻到了冰天雪地里播撒的芬芳，她一定打心眼里愿意看到我在上学的路上后背有一束傲雪的精灵在自由地开放。

　　因为屋子里的黑，除了花布包，我没有看到别的什么让我惊讶的宝贝，但仅是花布包那拼凑而成时布料颜色上的完美搭配和做工的精致，就已经让我开了眼界。

　　木匣子里一定藏着珍贵的东西，也包括钱！我想。不管如何，无法透视木匣子的那些年，我一直被一种神秘的力量鼓舞着，好学、勤奋，还有一份被自卑的外壳紧箍的自信。似乎它就是一个藏着魔性的盒子。很多次看着别人吃好东西、穿好看的衣服、使用高级的学习用具、昂着头自负地讲话，或者在面对别人的羞辱和欺负的时刻，我都紧咬牙关，心里不断地重复一句话：我家还有木匣子！

　　神奇得跟一句咒语一样，只要默念几下，一切不快和伤心立马烟消云散。而同时，心底最深处总会伸出一双手，将内心在一瞬间里快要发生倾斜、坍塌、破碎的东西轻轻地扶正、粘合完整，使之洁净如新。

　　母亲带着黑匣子的钥匙，在我的心里她就是家里的掌柜，大到一家人的衣食住行，小到一日三餐必需的油盐酱醋，大多都是母亲在用心打理。多余的秋粮卖了，成材的杨树卖了，鸡蛋卖了，母亲总会把皱皱巴巴的钱一点一点地放进木匣子攒起来，再精打细算地花出去。就这样，母亲拖着一副病身子，用一双枯瘦如柴的手，不断地拉伸、积淀日子的长度和厚度，不断地把日子过得像个日子。

　　我成家后，母亲当着一家人的面把当初那把令我梦寐以求的钥匙放在我的手心。木匣子上的条形锁已经锈得不成样子，我用钥匙鼓捣了好几下它才不情愿地“吧嗒”开了。所有的东西都在花布包里。我拉开绳结，自上而下一样一样地清点，几张没用完的粮票，母亲做的几件令自己满意的绣品，外婆送她的一副手镯，一本袖珍版的《毛主席语录》，还有我的两本毕业证。藏得最深的，是我上学时候获得优秀学生的一张奖状，叠得整整齐齐，一尘不染。

　　另外，还有一个旧的钱夹，可惜没有钱，哪怕是一个硬币。但母亲的心，我已经深深体悟到了。（闰平）